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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运城日报 发布者:运城新闻网
热度0票 浏览265次 时间:2019年4月08日 09:17
10年研究、30万字著述,论证一个质朴道理——

运城发展,要强化与国家政策的互动

  ■记者 陈永年
  “地方发展,要强化与国家政策的互动,要顺国家的势、政策的势、发展的势,顺势作为才能加速发展、弯道超车,这条路前人已经走过了,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了!”
  这句话,是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经济学副教授赵晓峰日前出版的学术专著《唐代河东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中心论点。
  10年研究,30万字著述,虽然笔触指涉的是千年之前,但落脚点却在当今。
  “如果我的研究,能为运城乃至山西的转型发展,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参考,我就心满意足了。”赵晓峰说。
  十年钩深索隐
  只为“致用”当今

  赵晓峰对河东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唐代河东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中。
  此书主体分为11章,包括唐代河东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土地形式变化及对河东的影响,粮食生产与社会影响力,河东地区的经济作物,畜牧渔业发展,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用,手工业发展状况及特点,酒业发展研究,交通发展变化,自然灾害及救灾防灾,经济活动中的官方信仰及其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的“唐代河东地区”,基本上指代的是如今山西的范围。所以说,这本书,其实讲的是唐代的山西经济发展史。
  虽然说的是山西,但核心却在运城。
  “从篇幅上看,关于运城的内容大概能占一多半吧。主观原因是我是运城人,对家乡熟悉。客观原因是在当时,运城基本上代表着山西发展的最高水平。”赵晓峰说。
  赵晓峰对河东文化的研究,源于2008年。运城的专家学者,对于河东文化的研究,除了方言、传说、历史之外,和经济有关的几乎全部集中在盐池上,其他的涉及很少。
  跳出盐池这一研究热点,他寻思着盐的西运之路,视线逐渐移至秦晋之间的黄河,蒲津渡成为他的第一个研究主题。
  当时全国年产铁53万余斤,铸造大铁牛竟然用去了17万余斤。唐王朝为啥将铁这一战略物资,如此奢侈地用于建设一座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说明的就是这座桥通往的河东地区的重要性。
  沿着这样的思路,他先后又撰写了《唐代河东备受重视探因》。写这样的文章,必然要涉及当地的交通、盐池、矿产、农业、手工业等,于是又延伸到了《试析唐代河东地区自然灾害的成因及减防措施》,又涉及了水利,于是又撰写了《唐代地方水利建设与利用探析——以河东地区为例》……
  就是在这样的逐个突破的专题研究中,一个地方的断代经济史雏形隐隐成型。
  “当时山西太厉害了,唐朝4个都城,山西就占了两个,蒲州(今永济)、并州(今太原)是仅次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之后的两座大城市。特别是蒲州,离京城长安更近,影响力更大。这种影响力和重要性,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和精神层面,而是包括物质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等综合条件。”赵晓峰说。
  去年,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整理、丰富、延展,加入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著成《唐代河东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一书。此书也是2016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2242)成果。
  在学界,也有专家学者在自己的专著和论文中涉及河东地区,有的还以河东经济发展为例进行研究和论证。但是,由于多数把重点放在国家层面上或经济史的某一个方面,求全而不求细,对河东经济发展情况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详尽分析研究,只作了概括式论述,落脚到运城的,更是笔墨稀少。
  况且,上述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着眼点在城市史、藩镇割据、民族关系、宗教势力、家族、墓葬等,专门研究或涉及唐代河东地区经济发展的学术成果并不多。
  “唐朝,是山西最辉煌的时代,我以此为切入点,来探究山西特别是运城的发展脉络。进行学术研究其实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通过以前成功的案例,为如今的发展寻找有意义的参考。”赵晓峰说。
  与国家政策互动
  为地方发展加速

  与其他做学术的人相比,赵晓峰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其超越学术界限的眼光了。同样是翻阅浩如烟海的古籍,但他并没有被书斋的四堵墙约束,而是最大限度地结合时代命题进行研究,希望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智慧。
  “10年研究,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要从国家政策与地区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去促进地方的发展,去对待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他说。
  众所周知,国家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地方的支撑,地方的发展与进步更离不开中央的扶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不断被证明的规律。唐代河东地区经济发展同样受这一规律支配。
  从专家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就能发现,唐代河东盐业产运销活动在与国家政策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变化,唐王朝斥巨资修建了蒲津桥旨在为政治、军事服务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河东地区酿酒业发展受益于国家政策,而河东名酒又成为朝廷的贡品。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朝都城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其辐射效应对河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影响很大。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河东葡萄酒在西域胡人酿酒师的指导下成为贡品,胡人在蒲州、并州等地生活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河东蒲纸也借助“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如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如火如荼地实施之中,赵晓峰对唐代河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寻求地方发展与国家政策良性互动的一般性规律,或许能对今天的山西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在科技与交通水平大为提高的现代,时空被极限压缩,地区的外向度越来越高。为此,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要认真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运城为例,就要尽可能地把运城放到时代发展与国家需求的坐标中,结合自身的自然、文化禀赋,在纵的时间和横的空间中找到运城的位置,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作出更加科学和长远的判断和规划。
  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实验区,转型综改实验区……如今,运城的自我定位逐渐明晰,国家各种政策优势叠加。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这些政策,加强自身发展与国家政策的互动力度,借力发力,顺势发展,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资源优势,迸发出最大的发展潜力。从这个角度看,对“势”的把握程度,对国家政策互动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关乎地区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给发展以历史的智慧
  让运城有世界的眼光

  没有受过系统经济教育的赵晓峰,在陌生的经济领域进行学术研究,难度可想而知。
  他说,选择这样一个并不熟悉的课题进行研究,确实是有些不自量力。好在生活在山西这片热士,在她五千多年的沃土中汲取营养,不断努力成长与进步,倍感其宏大与温暖。所以,感恩之心促使他一直尽力钻研当地文史,因此并没有过多思想负担,也不惧怕批评。
  10年研究梳理,他再次面对熟悉的家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有了比别人更加深远的眼光。
  “一句话,研究唐代河东地区经济史,可以为研究当代社会经济现实问题带来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他说。
  昨天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就是历史。人是历史的产物,制度、组织的演化也涉及历史。既然经济学是研究人在约束条件下选择自己行动的问题,那么怎么能抛弃历史呢?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国家转轨是从近代就已经开始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我们社会的转型是循序渐进的,到了今天转型还没有彻底完成。
  所以说,现代社会经济的很多现实问题都需要放到这样一个个背景下来加以考察,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加以把握,需要从制度、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人口、政治、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惟有如此,才能“以史为鉴”,少走弯路,把山西早日建成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率先走出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的发展新路。
  以往一说起古河东,提到最多的可能就是精神、文化、文明等形而上的东西,其实一切精神高度都是以同样发达的经济为基础的,古河东的繁荣发达是综合性的。特别是在唐朝,更是到了顶峰,有史料显示,曾有运城人在伊朗指导纺织技术,这不就是先进技术的输出吗?
  当然,唐代河东地区作为李唐王朝的发迹地,受到统治者特殊的重视与偏爱,经济文化发展很快,这样的外部条件我们不可能重现。但一个地区与国家层面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如何进行高质量的互动和对接,以及互动、对接后会给地方发展激发出怎样的活力,这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思考和借鉴的。
  严格意义上讲,《唐代河东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是属于经济史的。而经济史有两种作用,一是审美,二是致用。恰如英国的克利斯托弗·戴尔所言:“经济史一方面是一种娱乐性的事业,另一方面它确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些基本的变迁过程的钥匙,并为我们提示人类境况的伟大真理,它告诉我们今天是如何走过来的。”
  对于曾经无比辉煌、期盼重现辉煌的运城甚至是山西、中国来讲,了解并掌握那些“变迁过程的钥匙”,都是极为重要的。
(编辑: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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